建党百年红色故事：四代党员的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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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红色故事：四代党员的一百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是党的盛事，也是人民的节日。中国的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着和党风雨同行的难忘经历。此时此刻，不禁想起我家里的四代党员。

爷爷1921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市水头村一个贫农家庭，恰好与党同龄。和旧中国无数的贫农一样，他们家主要靠给地主打工维持生计，受剥削、受压迫、受屈辱，像牛马一样吃苦，像尘土一样卑微，生活里没有一丝亮色。也有人试图通过奋斗改变命运，闯关东、去北京，但无一例外又都带着失败回到故乡。挣扎而无望，似乎是那个乱世中每个人的宿命。他的父亲、叔伯、哥哥、侄女……家族中很多人，或因病无钱医治而早早去世，或因生活重压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这使得爷爷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就经历了诸多的生离死别。正是因为这些苦难，使得祖辈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努力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世界。

胶东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地方之一，他11岁时第一次接触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粗浅地了解了共产主义思想，实现了最早的政治启蒙，这是他很重要的人生际遇。19岁时，他又因参与印刷抗日书籍，被日伪军抓捕，在监狱里关押了三十一天。一同被捕的30余人中，有8人被确认是共产党员，最终遇难。其余的人经过营救，被赎出狱。这是爷爷又一次与共产党近距离接触。

过了几个月，听说乡公所要再次抓捕他，于是他一路逃亡到了北朝鲜。那时候，他才刚满20岁。伪乡长一伙没抓住爷爷，就把我的奶奶捉去关押审讯。其时曾祖母病重卧床，父亲才出生几个月，全靠他姨家表姐照顾。年三十晚上奶奶被放出来的时候，曾祖母已经去世了。

在朝鲜期间，爷爷依然受着老板和日本人的双重剥削、压迫，挨日本人的打，受老板的骂。冬天衣不蔽体，脚同鞋冻在一起，手都冻烂了。在那个旧时代，全世界的无产者都是相同的命运。

两年后，当他走投无路悄悄返回故乡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在这里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爷爷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新鲜的环境，新鲜的空气，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减租减息在进行，穷人扬眉吐气，他同大家一样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觉得这片土地是属于自己的。因为受压迫深重，所以觉醒得也彻底。他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当年就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多年后我到了烟台任组织部长，系统挖掘烟台革命史的时候才了解到，即使在解放区，当时党员身份也是不公开的。

他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是代表穷人、领导穷人闹翻身的，只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就没有错。这成了他一生的信念。于是上级号召什么就响应什么，上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参加农救会搞减租减息、登台演剧搞宣传、训练民兵、站岗放哨、动员参军，还到敌占区参加过一些地下工作，忙碌而愉快。尤其是到了解放战争期间，他带民工支前，运粮、修桥、运黄金和北海币，先是担任分队长，负责一百多人的小车队的管理，后来又转到中队任事务长，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

在解放战争时期，胶东根据地共出动民工280万人次，占全省民工的一半，我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那时候，胶东的男人都以上前线战斗和支前为荣。在建胶东革命纪念馆的时候，我看到一张妇女担架队的老照片。因为男人都去了前线，一个个裹着小脚的妇女就承担了救护伤员的责任。我对着这张照片潸然泪下。那就是1947年前后我们家的状况，照片上抬担架的小脚妇女，就像是我的奶奶。

带队支前的爷爷过得依然艰苦，但是这是在为建立新中国吃苦，他们觉得这样的吃苦有意义。他在自传里记录过，在运送军鞋的时候，自己的鞋破了，宁可光着脚也不动军鞋，更不用说随时有轰炸、有同伴牺牲，自己也负了伤。最终，爷爷历时一年多，圆满完成任务，被授予二等功。

那时候，华东局提出了民工队的政治工作方针是：“常备民工队是大学堂”。爷爷就在这个大学堂里迅速成长起来。带着民工返回乳山之后，爷爷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被分配在县财政科工作，1951年下半年任县财政科科长，也即建国后乳山第一任财政局长。1952年底被调到省政府工作，直到1972年5月在开会时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50岁。

一个苦难农民的孩子，能够成长为一名党员干部，成为一个在省政府辅助决策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用爷爷自己的话说，那完全是党培养和教育的结果。党让无数牛马不如的“人”成为了真正站起来的人，党又不断地吸纳群众中有觉悟的人加以培养，使他们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这是我们党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穷人自己的组织，像我爷爷这样，很多原本也是非常聪明、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可塑性很强的人，最终却只能在社会最底层挣扎一生，无声无息地在悲惨中离开这个世界。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赋予了他们人生全新的意义。

爷爷去世时，我才一岁半，是他唯一见过的孙辈。每年清明，父亲总要带着我们去英雄山为爷爷扫墓，给我们讲他的故事。这让我们从小就感受到，家族史也是国家史，一个家族的变迁折射出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变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爱党爱国，忠于人民，这成了我们深植于内心的习惯。

父亲1941年出生，1952年就跟着爷爷进了城。因为爷爷解放前一直在外面革命，村里的老乡给了父亲诸多照顾。尤其是“还乡团”好几次抓抗属，也是村里的老乡掩护了他们。所以，虽然父亲十几岁就到了济南，成长在机关大院里，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始终不能忘了农民的疾苦。他从不认为自己拥有的幸福是理所应得的，帮助那些生活尚困苦的人，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这样才会安心。

正因为带着这种情感，父亲从没有为我们的事情托关系、找门路，可是对于社会上的陌生人，却有求必应。父亲帮助别人解决工作求学的困难、帮助陌生人伸冤，帮过多少人连他自己也不记清。

一次，妈妈跟他说起有个学生兄妹四人，大的十四五，小的才几岁，他们的父亲在外地工作且身体不好，母亲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所以想给他们一点资助。父亲听了，完全赞同，而且让妈妈把学生父母的简要情况给他。一年之后，他竟然费尽周折把学生的父亲调回了济南。学生一家惊喜交加，觉得能不断得到妈妈的资助已经感激不尽，怎么也想不到父亲与他们素昧平生，却帮他们办了这么一件改变一家人命运的事，于是更加感激涕零。在现在，甚至在当时那个时代，这种事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但父亲却做过多次。他不求回报尽其所能地帮助了好多人，而能帮助别人改变命运是他最得意的事情，也是他唯一希望得到的结果。

他因为经常写文章为群众发声，所以时常有群众慕名找他反映问题。听到那些群众受到不公待遇的遭遇，他总是极为愤慨，寝食无味，郁郁不乐。我家先生和我妹妹都是学法律的，父亲总是要求他们无偿帮助这些群众修改申诉材料，指导他们按程序反映诉求。他对群众不忍心置之不理，只能全家总动员，努力多帮一点是一点。这些都让我深受教育，成为我选择公务员作为职业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