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七十年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前瞻

七十年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前瞻发表时间：2019-08-30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张立文 沧海桑田，河清海晏。虽世事多变，但总归天下升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中，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担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使命。在七十年的历史震荡中、流变中，中国哲学为变所适地硕果屡现。它们的负载者诞生了诸多中国哲学大家。他们既礼敬中国传统文化，精心挖掘哲学思想的所谓哲学思想的哲学思想，又以西方的哲学思想的哲学思想批判中国哲学思想贫乏。在此两难的紧张中，艰难地开启了中国哲学史历程，大体体现为“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自己讲”等阶段。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哲学大致经历了“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阶段。“照着讲”是指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哲学的草创之初，当时的学者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原生型的，而是传输型的，即中国原没有哲学，没有哲学史。既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在中国，那么中国哲学史只能“照着”西方哲学讲。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说：“中国古代学术从来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这种“照着讲”的观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有开中国哲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价值。“接着讲”则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爆发，“脱亚入欧”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全国愤怒。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逐渐吞噬中国领土，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他们违背了日本的朱子学和阳明学前辈的初衷，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想方式发生严重冲突，整个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怀抱救亡图存的悲愿，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救国救民的责任意识，或直接参与抗日武装斗争，或为弘扬中华文化抗衡日本文化侵略，或为中国之命运而积极寻求出路，或为建设新政治、新文化而探赜索隐，振兴中华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主体得以坚挺。马一浮、熊十力、冯友兰等一批知识分子在敌寇侵凌的特殊境遇中讲国学、新唯识论、新理学、讲“六艺”、讲“四句教”等。他们在中华文明遭受屈辱、亡国亡种的精神惨苦的颠沛流离逃难中，在敌机不断轰炸下，他们毅然决然继承、弘扬、创新儒学的朱子学、阳明学以及各学派的思想，构建中华文明的主体精神价值和反抗、批判文化侵略的自觉意识，重新树立民族的主体价值信念和终极关切，因而，在抗战境遇下的“接着讲”，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又进入了“对着讲”的阶段。贺麟在1947年由胜利出版公司出版了《当代中国哲学》。他说：“辩证法唯物论盛行于‘九一八’前居十年左右，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受此思潮的影响……于是从日本传译过来的辩证法唯物论的书籍遂充斥坊间，占据着一般青年的思想了。”他认为当时青年情志上需要一个信仰，以为精神的归宿，行为的指针，辩证法唯物论便恰好提供了一个主义的信仰。辩证法唯物论以物质在于意识之先，先有物质，后有心灵，乃是科学常识。物质决定意识，身体决定心灵；辩证法原是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思想方法，为哲学家所共有，而非任何一派所能包办；其历史哲学是唯物史观，是注重社会背景的一种历史观，是下层决定上层，是人类的阶级斗争史。在辩证法唯物论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等以唯心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着讲”。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向苏联“一边倒”地学习中，完全遵循苏联《联共（布）党史教程》中关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讲。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所有的哲学派别分成两大阵营——唯物主义阵营和唯心主义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进步的唯物主义路线在这一斗争中的形成和发展，是哲学在许多世纪以来全部发展的规律。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社会的进步阶级反对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