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专题党课讲稿：伟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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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专题党课讲稿：伟大历史意义

前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指出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新的正确路线。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并且取得了决定性成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应该说这次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极其重要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因此说，咱们讲遵义会议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标志性事件，它是一个关节点，是中国革命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道路的一个关节点。

八十几年后的今天，回顾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同时寻找其间的规律和启示，应该说有着重要价值。今天主要是就其中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做一个回顾，同时结合当前，谈点遵义会议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怎么能够从中汲取养分，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一、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动因

遵义会议的召开，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背景或者动因。

第一点，广大官兵期盼尽快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为错误路线提供了群众基础。我们讲，任何的重大转折，必然是各种力量推动的结果，尤其重大选择，必须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党的选择也是建立在人民的选择，党没有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人民的需要当然党的选择。红军也是这样，要解决红军的被动局面，第五次反“围剿”以后可以说一败再败，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找到解决被动局面的路径和战略决策，全军官兵是有期待的，这个期待就是力量，所以这就影响着决策层、最高领导层是不是有必要对已经做出的、已经出现的问题做出总结，在此基础上找到新的道路。所以我们讲，红军官兵的期待这就是重要力量，我们来看一下，遵义会议的时候，可以说王明"左"倾错误实际上在党内已经有4年时间，这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特别是1934年1月之后，也就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恶果开始逐渐显现出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这就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实际上“左”倾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又从"左"倾冒险主义转向逃跑主义，再加上舍不得，长征过程开始的时候是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就像咱们看当年红军的一些影视剧，实际上就反应了当时的实际，包括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印刷机那么笨重也是抬着行军，坛坛罐罐拖着红军在走，进军相当缓慢。所以国民党蒋介石就有时间调兵遣将，对红军围追堵截。所以整个过程当中，红军的迟缓给对手创造了条件。特别是湘江战役，红军几乎走向绝境了，几万红军官兵牺牲在这里。我们后来看湘江之战的影视剧，看了现在都心痛，那些炊事员挑着做好的饭到战场上去，没有剩几个人，整团的被打掉。

所以我们看一下，到这个时候官兵就发生了疑问怀疑，实际上这个怀疑也不仅是湘江之战，也不是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实际上在苏区的时候，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很多人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提供的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甚至直接与李德等人发生激烈争论。长征开始以后，随着红军作战一次次失利，湘江之战又像催化剂，又是一次借鉴，这次惨败血的教训使广大官兵对王明路线产生了怀疑、不满，要求改变领导层，这个情绪几乎达到了顶点，而这种强烈的期望要求应该说就是改变当时军事路线的根本动力。所以我们说群众基础很重要，是从实践中、作战中在官兵中生成的切身体验和血的教训。

第二点，就是毛泽东深入扎实的工作，改变了红军领导层的力量对比，为改变错误路线创造了组织条件。从实践中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个体验，错误大家能看到，但无疑见得能改变错误，因为每一个个体的人，在表达意志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情况不一定就事实本身做出决策，很多因素在里面。就像今天我们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无以见得全是事实本身，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利益关系或者自己的人际关系。所以要改变一种选择也是大的政治改变，政治决策彻底需要决策层不仅要认识问题，还要改变你的生态。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说遵义会议重大转折很重要的在哪里呢？他的推动者，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应该说在改变当时像李德、博古他们，在王明路线的影响下，确实很多人有误导。

这种情况下要改变，必须改变力量，政治优势必须变成组织优势，必须在决策层形成多数，所以为了这次会议改变我们红军领导层或者是决策者错误的路线，必须得到大多数的支持。所以我们从历史史料里面看到，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就找王稼祥、张闻天还有一些红军干部指挥官领导干部，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尤其是他以独到的分析能力和影响力，向大家总结解释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是错误的，指挥上的错误。因为分析到位，因为他深入细致扎实的工作，所以许多红军指挥员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包括后来的周恩来、朱德，他们两个重要的决策者也逐渐和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他们开始也是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和正确主张，有了这个深入扎实的工作，这就意味着政治局开会也好，决策层讨论问题也好，力量就发生对比、偏移，因为我们党一直强调集体领导，党内还是要强调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毛泽东扎实的工作，这就为会议改变错误路线创造了组织条件。

第三点，当时军事态势也为召开会议创造了安全条件。遵义会议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是一支党一支军队命运的问题，这样重大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也就是说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能统一起大家意见来的，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重新深入的全面的检讨统一思想，辨析、讨论，要说服人，这样才能领导人。看一下当时打下遵义之前，红军一直在长征中应战，一直在行军作战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了遵义以后，就把敌人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就是这个时间从军事态势上讲，安全形势上讲，敌人不会马上威胁到你，红军可以有短期的休整，这个休整就提供了决策层、领导层坐下来讨论重大问题，检讨过去做出新的选择。所以遵义会议，应该说当时的军事态势、安全形势也对召开会议提供了一个安全条件。所以我们回顾遵义会议，这几个原因都是遵义会议召开并取得成果的基础。

二、遵义会议的具体经过和主要内容

大家看看历史，翻翻过去的资料就比较清楚了，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时间不长，主要内容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这里面看出倾向性来，博古实际上就是为他们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整个报告当中充斥着坚持他们的为自己他们做的出现错误进行辩护，那接下来就是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