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俭建：人民政协制度建构的中国智慧

人民政协制度建构的中国智慧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博导 姚俭建2020-07-01不同的文化理念孕育不同的民主模式。作为源于本土、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制度深深浸润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和合”文化是人民政协制度创制和发展进程中最具内生性与精髓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和合”文化一脉相承，人民政协的制度设计、实践发展和成熟定型，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进行的创造性建构过程。嵌入制度设计过程的“和合”文化“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和思想内涵。从“和合”文化理念缘起以及发展至今的文化史梳理，它在结构上至少具有四重内涵：一是和谐，“以和为贵”“和衷共济”；二是和而不同，“多元一体”；三是中庸，“执中致和”“适中为和”；四是天人合一。这四重内涵既是一种哲学观念、文化理念，也是一种精神境界、社会理想。历史地看，几千年的世代相承、不断延展，“和合”文化无疑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情结、价值观念，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以“以和为贵”“天人合一”为理想境界，“和而不同”“执中致和”为精神内核的中华“和合”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兼容并蓄、涵容异质、多元整合、求同存异能力，为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以与时俱进、海纳百川的姿态吸纳现代文明、开创崭新社会政治制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思想和精神养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和合”基因，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开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独特政治组织及其制度。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成立。这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和赞成“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组成的新型协商议事机构雏形。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成功召开，则是以“共商国是”的方针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构。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基于中国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有别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制度性变革。在组织结构设计上，人民政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政治上具有最大限度的包容性，既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理念，又充分体现了我国崇尚兼容并包、以和为贵、和衷共济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和合”文化理念、运用“和合”文化理念、弘扬“和合”文化理念的重要政治舞台，人民政协的制度设计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在规范意义上，社会系统中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结构里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而人民政协制度的设计正是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政协这样一种政治组织来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由此达到国家治理的优化和社会运行的和谐有序。在机制设计上，人民政协用协商而不是竞争的方式来处理不同政治主体间的关系，实现“和”的社会秩序。在具体国情中，人民政协一以贯之的属性就是统一战线组织，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对外是斗争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对内是协商性和民主性的统一。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机制既正视各种差异性、多样性，同时又采取平等的、友善的、坦诚的、妥协的、包容的、柔和的方式。毋庸讳言，这种协商之“和”，并不是不讲原则，这是“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在人民政协工作中的充分体现。显而易见，人民政协“既尊重多数人的共同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诉求，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体现了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和合文化。”这一机制设计能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寻到历史的逻辑。总之，“和合”文化嵌入人民政协的制度架构，是立足于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的一种民主形式，并被赋予了时代内涵。正如指出：脱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难以说清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和必要性，难以说清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和它对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智慧的继承性，难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蕴含的中国话语、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制度实践发展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