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疫情过后的七个道德愿景

疫情过后的七个道德愿景2020-03-23曹刚惊蛰已过，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全国各地的疫情，也开始慢慢清零。我们可以谈论疫情过后的道德愿景了。愿景不同于远景，远景是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所描绘的必然出现的远期图景，而愿景更多地带有主观的愿望，是基于疫情带给人们的反思和启示对未来的一种道德期待。那么，疫情过后，我们期待的道德图景有哪些呢？愿景一：最可爱的人最应该享有尊荣1951年魏巍写了一篇影响了数代人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疫情其间，也称赞医务人员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确实如此，3月17日41支国家医疗队返程时，送行海报上的那行“谢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就是对最可爱的人的注解。最可爱的人最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怀。前几天看到一个抖音上的视频，一个有着健硕体魄的医生和一行刺眼的文字：你问我为什么一个医生还要这么健身锻炼，当然是为了在医闹时保护自己。我不禁在想，疫情过后，当白衣天使们回到平常的岗位，人们还能把他们作为最可爱的人来尊重和关怀吗？我们得有信心，但前提是：第一，回归医患关系的本质。医患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支配关系、契约关系抑或是伙伴关系？其实，疫情中，当重症病人被推进急诊室时，我看到的是滑向死亡深渊的病人，而医生是唯一可能把他拖回这个世界的人，这就是医患关系的本质，即治病救人的关系。那些所谓的技术上的支配、药品上的交易、权力上的博弈，不过是落在这种关系上的尘埃，拂去尘埃，看到的是病人对医生的依赖，在这种依赖关系中，医生对病人的回应和帮助就是医生的责任，病人的理解和感恩则是依赖者最起码的德性。第二，我读过一篇“我不敢看医生的朋友圈……”，琪方只有16岁，她的妈妈和外公都是奋战在一线的医生，为了帮妈妈做点什么，她给患者们写了一封的鼓励信：哥们，挺住，我把我的外公还有妈妈都借给你了！大年三十，彭渝驰援武汉，怕家里人担心，她谎称自己在医院值班。她老公知道后着急地跟她打电话大吵了一架。几天后，彭渝看到了老公这样一条微信：“你是我妻，也是战友。使命在先，盼早日凯旋。”这些故事给我们展现的场景是这样的，在生死之间，在听诊器的两端，不再只是医生和患者，在他们的身后都有一群人，而所有这些人，组成了以病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的治病救人的同盟军。可见，医患关系其实包含了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医患伦理其实是社会伦理。疫情期间，有地区出台了为疫情防控做出贡献的医生子女加分政策，引起了争议。我以为，只要程序公正，就没什么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医患关系的社会伦理所要求的。第三，疫情像面镜子，显现出医患关系背后的社会生态。SARS疫情中，医生同样是最可爱的人，为啥疫情过后仍然伤医事件不断？从道德眼光来看，社会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是关键，一线医护人员因此成了“背锅侠”。因此，以预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健为主体的改革，势在必行，并且必须成功，否则，最可爱的人不过是一句空话。愿景二：做有礼有爱的文明人郑州毒王“郭某鹏”出名了，他从郑州出发，到意大利兜了一圈，途径北京，回到郑州，还挤地铁上了两天班，最后确诊传染了新冠病毒。他所接触的所有人都有可能会被感染，因此被隔离。据说，其密切接触者遍布11个城市。按道理，郭某去意大利看球，是他的私事，是他的行动自由，但现在这个私事，却变成了最大的公共事件，因为他的活动涉及到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现代社会分化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两个领域，人们一方面通过隐私权、自由权等各种权利来明确公私边界，保护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另一方面，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边界又是模糊和移动的，难以找到一个确定的边界，特别是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原来私人生活的活动都具有了公共的属性。“郭某鹏”的游历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疫情防控凸显了公共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公共文明建设的重点在于：第一，行为者要有公共文明意识。公共文明意识主要包括两点，一是行有所止。所谓行有所止，是指人能意识到行为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社会规则。规则意识可以说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动物活动的边界由其本能所确定，而人的活动则受到规则的约束，只有人才会自己给自己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