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勋章”获得者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汇编(5篇)
传承红色家风 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事
李宏塔
作为一名曾经长期奋战在民政战线的“老兵”,时隔13年再次到民政部,心里很激动也很温暖。虽然已不再是熟悉的北河沿大街147号,虽然已不再有那么多熟悉的老同志、老面孔,但是民政人薪火相传的爱民之心和一以贯之的为民情怀,仍然让我备感亲切、深受感动!
我的爷爷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父亲李葆华曾任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作为“革命之后”,自幼浸染共产党人革命传统和优良家风,父亲对我的影响“身教”可能更甚于“言传”。父亲整天忙于工作,不着家是常有的事,那种走进基层、走进一线,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的工作作风,耳濡目染、历历在目!后来父亲离休住在北京,我刚到安徽省民政厅工作,第一次去民政部开会,想着许久未见,便回家看看父母。谁知刚一进门,父亲就责问:“你跑回来干什么!你不是在工作吗?”我就给他解释:“我刚到民政厅工作,这次是到部里开会。”结果老人家更不乐意了,民政工作责任大、任务重!你开会不好好开,跑回家来干什么!这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影响也特别大。工作多年,我始终牢记父辈的教诲和家风的传承,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坚持原则,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敢担当、善作为,未敢有半点懈怠和骄傲自满,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落实到行动中,做共产党员该做的事。
1987年,组织上准备安排我从团省委转岗,征求意见时,我说:“希望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民政部门实在,可以直接给老百姓办事。”从转岗到2008年去安徽省政协任职,我一直在民政部门工作。多年来,我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象为亲人。在人生最好的年华,为民政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当好困难群众的“代言人”、人民的“勤务兵”。
这些年,我始终坚定“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的价值追求。这句话是我自己写的一副对联,用来自勉并教育子女,把优良家风继续传承下去,踏着先辈们的脚印继续往前走。我们家一向节俭,对吃、穿、住都不讲究,然而,家里却没多少存款,每年“送温暖”“献爱心”,我都尽可能地多捐一些。每当去基层、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雨、看到福利院里老人的被子太薄时,总会想起爷爷李大钊救济穷人时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想帮助他们。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前,我提前制订救灾预案,从组织领导、部门分工、款物筹措到群众转移安置的路线、地点和交通工具、生活等都做了详细的安排,县市逐个跑,有备而战,受灾群众得以安置妥当。灾情发生后,以省慈善协会、省救灾减灾委员会名义向社会发出倡议书,分头与金融系统、大型企业、证券机构等单位对接联系捐赠,开通捐赠热线,宣传赈灾义演,短短一周内收到捐赠款物将近5900万元。2003年夏天,淮河、滁河流域发生汛情,为摸清灾情,我带领省民政厅的同志连续20多天奔走在灾区,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衣服干了湿、湿了干,想法很简单,就是“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会减少几分痛苦”,一定要用民政人的“辛苦指数”换得困难群众的“幸福指数”。说,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年,我始终坚守“一心一意跟党走、履职尽责善作为”的初心使命。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品格和根本政治要求。我的理解,对党忠诚就是要忠诚于党的信仰、忠诚于党的事业,就是要立足工作岗位,认真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党要干啥就干啥,不讲条件、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低保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做出的重大决策。1995年,安徽省在合肥市开始试点。1997年,国务院印发通知,要求1999年底前各地要全部完成低保“建制”任务。我们迅速部署,立即行动,推进任务落实。然而,1998年安徽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对“建制”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当时有的同志建议,暂时往后放一放。我坚决反对,提出了“三个不变”,即“建制”决心不变、目标不变、任务不变,通过上下共同努力,克服多方面困难,到1998年底,全省所有市、县全部建立城市居民低保制度,提前一年完成了“建制”任务,有效织就了兜底保障网。优抚工作是为国防和军队服务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老民政的核心业务。1993年,我提出为优抚对象解“三难”(生活难、住房难、医疗难)方案,并努力争取省委省政府的支持,随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拓宽资金筹集渠道,规范基金使用管理,有力保障了优抚对象的优待政策。1998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上,对安徽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些年,我始终坚持务实的工作作风。脚下沾满多少泥土,心中自会沉淀多少真情,“只有离开公路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那时候我自创了一个“反向工作法”,其实就是现在常说的“四不两直”,去下面调研、检查不打招呼直插村庄和农户,掀锅盖、查米缸、看存折,详细了解政策落实情况,不要层层陪同,不走“经典路线”,不看打造的“盆景”,听汇报简明扼要、直奔主题。一开始没经验,农村家家户户养狗,狗的警觉性很高,生人一走近,就开始叫唤,村里人就知道了,然后镇里、县里领导们就都来了。后来,我们学会了不擅自进村,在路边找个老乡带个路,村里的狗看见熟人就不会叫了。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听真话、察实情、出真招,这也是现在所说的“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发扬“一竿子插到底”“钉钉子”抓落实。我每年至少一半的时间在基层。1999年,安徽省进行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我把每一个县都跑遍了,就是为了让农村老百姓切实享受到基层民主权利。广大村民选举热情高涨,有在外打工的选民自费包车回村参加选举,有七八十岁老人拄着拐杖翻山越岭赶到选举现场,换届选举工作平稳顺利,五河县、当涂县、宁国市被民政部命名为村民自治模范县(市、区)。当年10月,江泽民同志视察五河县村民自治工作,对安徽省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些年,我始终坚守民政人的责任担当。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敢于担当是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不论职务高低,干部必须对老百姓负责。民政部门的干部离群众最近,联系群众最广泛,服务群众最直接,做的是雪中送炭的好事,解的是急难愁盼的难题,必须以铁肩担道义,以真心解民忧。2000年,安徽省进行税费改革试点,经过一年试点,农民负担普遍大幅减轻,但同时对农村五保供养带来了严峻挑战。税费改革前,农村五保户的供养费用都是从“三提五统”中列支,改革后,乡(镇)、村失去了这一块收入,财力严重不足。五保户是农村最困难的群体,税改后谁来养、怎么养,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于是,我带领省民政厅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大走访、大调研,详细了解第一手资料,亲自起草调查报告,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实事求是向民政部和安徽省委、省政府汇报、呼吁,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为此专门作了批示。随后,安徽省制定出台了多份文件,将五保供养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建立了干部定期走访五保户包户工作制度。2001年,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实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有力保障了五保户的基本生活,也为巩固税费改革成果打下坚实基础。
这些年,我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德操守。在很长时间里,我每天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大家也许觉得不可思议,堂堂一个厅长,有专车不坐,骑自行车上班,这不是在装样子、求名声么?其实我当时想得很简单,家里离单位也不算太远,骑自行车既锻炼身体,又能给组织节约点开支,何乐而不为呢!我原先在共青团工作,单位分给我一套大房子。看到年轻职工没地方住,我就用自己的大房子换了3个小户型房子,分给了单位3位年轻人。在省民政厅工作时,我先后4次主持分房近200套,没给自己分过一套,在55平方米的旧房里一住就是16年。2008年,儿子结婚,婚礼很简单,事前也没有通知大家,但有些同事还是知道了。为了不破坏婚礼气氛,现场只能收下大家的好意,但婚礼第二天就把礼钱如数奉还。那时候,有一些歪风邪气、腐败现象,碰到这类触及底线的问题,一定要敢于动真碰硬、敢于直面问题,及时有力地处理,为民政干部的健康成长和民政事业的有序发展营造一个好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