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胜：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 虞崇胜2020-07-2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两个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关键词——“制度”和“治理”。从一定意义上讲，把握了这两个关键词——“制度”与“治理”关系逻辑，就是把握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发展。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与治理关系，有必要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比照传统治国之道中的政道与治道关系，从中分离出有益于精准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与治理关系的有益因子，进而推进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具有丰富的制度性精华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治国传统和治国经验的国家。自古以来，“治国平天下”一直是广大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政治抱负和人生追求。他们不仅躬身笃行，以治理好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为己任，而且十分注重总结经验，留下了丰富的治国经典。东汉政论家荀悦将传统中国的治国经验概括为“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其中涉及民生、道德、文教、军事、法制五个方面，称得上是传统中国治国之道最简明、最精辟的概括。总体上讲，传统中国的治国之道是以“德治”为核心的治国之道，但也有制度性精华。比如《礼记·礼运》在谈到小康社会时，既强调了“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和“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立田里”“贤勇知”等德治的内容，同时也强调“正君臣”“设制度”等带有制度性的内容。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曾形成过各具特色的政治与行政制度，正是这些制度推动和规范着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发展。关于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战国时期政治家和思想家商鞅就有过经典的论述：“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他将制度、法治、国务作为治国的根本，并强调了三者之间的依存和推进关系。至于中国古代在调节中央与地方行政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政制度、政治与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制度方面，也是多有建树，不乏制度建设范例。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建设（特别是行政体制）方面曾经取得过丰硕的成果，留下了诸多制度性精华。比如，无论人们怎么评价，中国的科举制都是中外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它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代，衰于清末，延绵存续了1300年，产生了700多名状元、11万进士、数百万举人，秀才更是不计其数。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中国科举制度对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传播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具特色和最严密的监察制度。从西周的监国到明朝的都察院，中国的监察制度越来越严密和规范。比如，明代除了正常的监察机关——都察院外，另按行政六部体制设立六科，直辖于皇帝，负责对六部官员的经常性监督。为了防止监察官员的舞弊行为，都察院与六科官员之间可以相互纠举，都察院内部都察御史和监察御史也可以相互纠举，这就使得监察官员本身也处于被监察的地位。传统治国之道重“治道”而轻“政道”的偏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重视行政管理的传统。《左传》中即有“行其政事”“行其政令”的说法。孙中山先生认为“政”（即政治）是众人之事。“治”（即行政）是“治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中国古代是没有政治的，因为在专制制度下，有的是“国事”，而“国事”实际上只是“君主之事”，而是没有“众人之事”的。因此，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就是试图改变这种专制的政治体制，进而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就政治与行政过程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也是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