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伟：中国考古学七十年

新中国考古学七十年发表时间：2019-08-06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孙庆伟考古学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延伸，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五四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和对科学上古史的追求，催生了以田野工作为核心的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但当时国家衰败，文化凋零，考古学发展举步维艰。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考古学才真正迎来了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概言之，7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大发展阶段。 一、建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构建文化谱系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甲骨文所载的商代晚期，距今不过3300年左右，而有明确纪年的历史更是晚至西周王朝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文字记载之前的漫长“空白”，就需要用考古学的方法来填补。建国伊始，考古学面临巨大困难，尤其是专业人才极度匮乏。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真正受过考古学专业训练的不过十几人，与日益急迫的国家考古工作需求极不相称。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鉴于当时的情形，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三方合作于1952-1955年在北大连续举办了4期考古人员训练班，每期4个月，迅速培养出三百多名考古人员，几乎遍布全国各个省市，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新中国考古第一批业务骨干，为新中国考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于1952年在历史系开设了新中国高校中的第一个考古专业，我国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由此走上了正轨。虽然新中国考古事业底子薄、条件差，但中国考古人高涨的工作热情支撑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掌门人、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在回顾新中国考古工作时就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扎根田野是中国考古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两大基石。中国是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全国各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大量的考古资料被发掘出来，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我国古代历史的认识。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这些出土材料的整理，解码“无字天书”，辨识出一个又一个的考古学文化，迅速而有效地填补了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空白期”。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综合大量考古材料，提出了我国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指出我国史前时期可以分为六大文化区，分别是：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苏秉琦指出，上述六个大区又可概括成面向内陆(西北)和面向海洋(东南)的两大部分，每一文化区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区域类型。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是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一次成果总结和理论升华，标志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诞生。按照苏秉琦的理解，所谓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提出，标志着考古学这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学科，经过中国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中国化”。一般认为，考古学“中国学派”具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象所呈现出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第二是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第三是这种研究，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考古学“中国学派”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面旗帜，在此大旗的指引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