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国家治理应注重提升四种能力

新发展阶段国家治理应注重提升四种能力发表时间：2020-11-13来源：人民论坛网樊鹏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我国的国家治理面临全新的内外部环境，需要适应新的治理任务与风险挑战，确立更高要求和更高标准。 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高效能治理能力 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发展大势，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再到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且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刻认识“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丰富内涵，是新发展阶段针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新目标和作出新部署的重要前提。从国内来看，当前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得到不断发展和深入推进，我国城镇化率已经从1980年的19.39%发展到2019年的60.60%，但发展的不充分、不均衡等问题依然显著，发展的差异性格局和治理的层次性需求将长期存在。在已经实现较高城市化率的地区，无论是福利保障均等化还是居民消费占比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城市化的质量还不够高，服务于更稳定的城市化人口结构和更高质量要素聚集的制度支撑还不够完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包括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改革，更好促进人口自由流动和城市人口的长期稳定居住；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与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活宜居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和谐统一；进一步释放包括税制改革在内的制度红利，减少社会负担，增加社会就业，同时提升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含量。新发展阶段，我国的国家治理不仅需要担负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继续推动工业化和高质量城镇化发展的任务，而且要面对较充分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的治理挑战，包括破解特大城市治理难的任务，协调不同性质、不同主体和不同层次利益关系等治理任务，并将迎来一系列具有“后小康”特征的治理任务。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他们不仅会期待更高的治理效率，而且对于治理的形式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多样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高质量发展，在国家治理层面就是要顺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非单纯的物质文化需要，全面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相对于原有模式来说，这意味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精细、更加公平也更加安全的公共产品供给。今年5月22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创造性地提出了“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概念，强调要“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这是总书记对治理问题的更深入思考和战略部署，为新发展阶段深化治理领域的系统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和重要遵循。高效能治理就是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使制度威力和制度效能得到更加充分发挥的治理模式，要能够针对治理领域出现的碎片化、割裂化、条块化等问题，以及各领域改革中不配套不协调、各方面改革措施间相互牵扯相互抵触等问题，加强机构设置和制度运行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进一步提升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适应社会组织系统变革的灵活调整能力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中国的人口结构与社会组织系统正在加速变革。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80亿人，其中流动人口高达2.36亿人；经过数十年市场导向的改革，中国的人口就业结构也已经发生根本转变。2018年城镇就业人口43419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约5740万人，后者占城镇就业人口总量的比重仅为13.2%。这意味大多数居民转移到非公有部门就业。如果说农民工和巨大的人口流动打破了相对集中的经济系统和战时指挥系统，那么持续的城镇化进程则在较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组织系统，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可以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高度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