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百年研究历程与经验启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百年研究历程与经验启示发表时间：2020-11-16来源：光明日报刘同舫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已走过传承与发展的百年历程。文本编译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学术队伍和专业平台的不断拓展，以及自觉性本土研究与开放性国际对话的良性互动日趋频繁，无不凸显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文本阅读和思想阐发是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两大基本向度，研究方法的自觉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趋向成熟的重要前提，在新时代征程中谱写经典著作研究新篇章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百年研究历程与经验启示，有利于在新时代深入挖掘经典文本的重要价值，进而更好地激发经典著作研究的创新活力。  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的辩证关系中认识经典著作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认识既来源于直接的文本阅读，又受到基于文本阅读而展开的思想阐发的影响，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构成在认识经典著作过程中互为前提且辩证统一的两个基本向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应力戒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的脱节与失衡，应以充分的文本研究为基础进行深度阐发和广泛宣传，面向时代需求与具体实践，着力摆脱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束缚，为思想阐发释放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百年研究历程中，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二者之间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前，当时的社会局势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造成诸多困难。虽然早在五四运动前，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已先后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内引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迹、阶级立场和革命主张，但首部《共产党宣言》汉译全本直到1920年才得以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汉译马克思主义原著出版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编译和出版格局，致使基于原著阅读的思想阐发不够广泛和深入。革命运动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从原著翻译、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再到思想阐发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转化过程，这一时期的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尚未得到有效结合。新中国成立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逐渐成为我国通用和权威的哲学教科书，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典著作研究的体系化与规范化。但它毕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文本阅读和思想阐发的结合上依然不够紧密。在这一体系化的教科书之中，“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概括与逻辑化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在很多时候充当了“原理”的“注脚”，对实践需求提供的理论支持仍然有待提高，从而使如何建构文本编译、考证和解读机制成为了经典著作研究的新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的学术自主与自觉意识不断增强，这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之间有机统一关系的逐步形成。20世纪8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重要文本的编译工作获得进一步发展，这客观上为学者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研究局限，进而展开深度探索提供了文本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学界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原著并注重在思想史视域中把握文本，促进了思想阐释在文本阅读中实现升华，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典著作研究确立了学术传统。学者们通过对新近翻译、引介的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认识。8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的思想研讨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佐证自身观点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但专门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为研究对象且具有现代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以思想阐发为主要路径，相对缺乏对文本的深度“耕犁”，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力量难以全面展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界进一步深化了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方法论的自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促使学界意识到文本阅读对于经典著作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在思想阐发的同时将对文本的充分阅读作为前提要求，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的关系不断趋向有机统一。对于“何为经典著作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有学者将其简单视为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