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势没有变

今年以来，部分经济指标有所波动，居民消费价格低位运行，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引发了一些社会舆论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前景的担忧，国外唱衰中国的种种论调沉渣泛起。看待中国经济形势，应结合发展阶段变化，全面地看、辩证地看，既要看“形”也要看“势”，既要看“量”更要看“质”，既要“纵看”还要“横看”。综合不同维度分析判断，当前尽管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挑战，但中国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的态势没有变，韧性强潜力大空间广的基本面没有变，高质量发展长期向好的大势不可逆转。

经济“形”有波动“势”仍向好，稳定增长有支撑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出现了一定波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失速。事实上，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出现短期波动在所难免。从潜在增长率、生产与需求动力支撑等多角度看，国民经济保持恢复态势，总体恢复向好有支撑。

一是从潜在增长率看，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有内在支撑。潜在增长率是各种生产要素有效配置下所能达到的最优产出增长水平，通常情况下经济实际增速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从中国的情况看，在经济发展起步扩张期，潜在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资源要素约束增强，潜在增长率有所降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偏低，增长空间大，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完成，当前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稳步推进，高储蓄率支持资本持续积累，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加速转换，这些都决定了潜在增长率仍能保持在较高水平。国内多家机构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潜在增长率在5%—6%左右。从实际运行情况看，经济实际增速不仅取决于潜在增长率，还受到供给、需求等多重约束。2020年—202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4.5%，明显低于潜在增长水平，主要是疫情条件下市场需求下滑、产业链循环不畅，抑制经济产出增长。今年以来，随着疫情影响逐步消退，需求持续恢复，对供给的约束降低，经济增速自然会向潜在水平回归。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恢复的态势比较明显，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高于疫情期间平均水平。

二是从生产供给看，服务业恢复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经济增长从工业带动为主转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其中服务业带动作用上升。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4.3%，比2012年提高8.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达到3.8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9个百分点。近年来，服务业受疫情冲击最大，其增长明显放缓，是拉低经济增速的重要原因。2020年—2022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2%，平均带动经济增长2.3个百分点，比疫情前的2019年低1.5个百分点。今年疫情防控转段后，服务业恢复回升也最快，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增强。上半年，服务业增长带动经济增长3.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2.6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6.1%。从服务业内部看，尽管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减弱，但旅游、餐饮、交通等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较快恢复，信息传输等现代服务业成长势头好，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房地产下行的影响。下阶段，服务业恢复向好态势不会改变，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

三是从市场需求看，消费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提升。2019年，最终消费率达到55.8%，比2012年提高4.7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达到3.5个百分点，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8个百分点。但受疫情影响，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降低。2020年—2022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拉动降至1.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受外需收缩、房地产下行等影响，出口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有所减弱，但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消费持续复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升，有效弥补了出口和投资拉动降低的影响。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4.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扩大3.4个百分点，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合计回落0.5个百分点。尤其是服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是消费回升的主要支撑。下阶段，随着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意愿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望提高，国内消费“压舱石”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四是从国际经验看，中国经济仍处于增长潜力持续释放阶段。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既要“纵看”也要“横看”，观察其他国家尤其是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发展历程，也是研判经济发展的有益参考。从“亚洲四小龙”等追赶型经济体以及高收入国家发展历程看，人均GDP介于1.2万美元—2万美元（2015年不变价）之间时，经济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总体保持较快增长，比如韩国（1994年—2003年）、高收入国家（1962年—1976年）GDP年均分别增长6.3%、4.6%。目前中国人均GDP为1.2万美元（2015年不变价），正处于增长潜力持续释放的阶段，只要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中国经济有望保持稳定增长，继续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3年—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过30%；2020年—2022年年均贡献率达40%左右，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

当前物价涨幅低位运行是结构性、阶段性的，不会陷入通货紧缩

今年以来，市场价格走低，引发关于通货紧缩的担忧。事实上，当前物价涨幅回落主要是结构性、阶段性的，中国经济恢复向好、货币供应合理充裕，与经济学意义上的通缩具有明显区别。随着经济稳定恢复，需求带动增强，以及拉低价格的短期因素影响消退，下阶段物价有望逐步回升。

一是物价回落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核心CPI基本稳定。今年以来，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总体呈回落态势，1月份—8月份上涨0.5%，比上年同期回落1.4个百分点。分月看，2月份以来CPI波动下行，7月份同比转为下降0.3%，主要是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回落较多，8月份转为上涨0.1%。从食品价格看，1月份—8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4%，影响CPI上涨约0.26个百分点，低于近十年同期平均贡献约0.4个百分点；其中猪肉和鲜菜价格分别下降4.4%、2.6%。从能源价格看，1月份—8月份能源价格同比下降3.8%，影响CPI下降约0.3个百分点。此外，部分车企降价促销以及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等因素也拉低了CPI涨幅。食品和能源价格受季节、天气、地缘政治等影响波动较大，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总体稳定。1月份—8月份，核心CPI同比上涨0.7%，其中8月份上涨0.8%，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二是综合市场供求、货币条件和通胀预期看，物价不会持续下行。市场价格变化主要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同时还受货币条件以及通胀预期的影响。当前中国供求关系基本平衡，货币信贷较快增长，通胀预期基本稳定，综合研判物价不会持续下行。从供求关系看，经济持续恢复，需求稳步扩大，旅游出行、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需求加快释放，供求关系有望继续改善。1月份—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0%，服务零售额增长19.4%。从货币条件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精准有力，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大，货币信贷较快增长。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_2）余额同比增长10.6%，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11.1%。从预期看，企业生产经营预期和居民通胀预期基本稳定，也不支持价格持续下行。8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5.6%，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7.8%，均位于较高景气区间。人民银行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77.9%的居民预期三季度物价保持“基本不变”或“上升”。

三是从经济基本面和宏观政策等看，中国不会出现日本式长期通缩。近期物价和房地产下行，不少人担心中国可能重蹈日本长期通缩覆辙。深入对比之后发现，不论是发展阶段还是政策应对，中国都与日本通缩时有明显不同。从经济基本面看，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均GDP已经达到3万美元（2015年不变价），稳居发达国家行列，经济增速与快速发展期相比明显放缓，而泡沫破灭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1992年—1995年日本经济年均仅增长1.0%。经济增长低迷、市场需求不足，是日本陷入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而中国当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约为1.2万美元（2015年不变价），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经济增速明显快于主要发达经济体。从房地产市场看，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城镇化率接近80%，房地产市场内在发展动能减弱。为应对日元升值，日本政府实施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随着泡沫破裂，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银行不良债权急剧增加，市场需求明显萎缩。1995年日本银行业新增贷款比1990年下降超80%。而从中国情况看，虽然目前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期，但城镇化尚未完成，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仍在释放，加之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断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发展仍有较好支撑。从宏观政策看，日本政府面对市场需求萎缩、通货紧缩严重，货币政策应对迟缓，财政政策刺激力度不足，市场流动性偏紧，扩大需求效果有限，企业和居民预期低迷。1992年—2000年，日本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仅增长3.6%。而中国政府面对价格低位运行，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年以来连续下调政策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着力扩大社会总需求，消费投资持续增长，经济循环逐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