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外的“笔杆子”：每次归来，就像捡回一条命

机关外的“笔杆子”：每次归来，就像捡回一条命公文咩咩 微信号 gongwenmiemie功能介绍 一篇文章就是一块砖，搬得越多，成长得越快。2020-02-21 收录于话题以下文章来源于刺猬公社 ，作者刺猬编辑部迄今为止，全国差不多有300位记者在武汉的疫情一线报道，他们持续不断地向外界传递着一手的信息。他们在消解了外界的不确定性时，自身也陷入到某种不确定性当中了，比如直面病毒的威胁。作者 | 思想漪编辑 | 赵思强他们是一群很有辨识度的人。大部分人戴着眼镜，牛仔裤是标配，背着双肩包，走在大街上，拿着相机或手机随处拍，眼睛瞄着四周的人群，瞅准某个人，走近，攀谈，这个人可能会成为某篇10万+新闻报道中的一个主角或者主角，而询问的人，在职业称谓上，叫做“记者”。 他们被视为社会之中最具理想主义、公共情怀与专业精神的人之一。武汉疫情发生之后，全国差不多有300位记者涌入湖北与武汉，他们时刻传递着居住在这850平方公里内1000多万人的动态，字里行间渗透着某种希望或悲伤的力量，甚至能够影响微博热搜的排名、某款药品所属上市公司的股价与政府的某些决策。 这些号称是“瞭望者”的记者也在武汉经历了不少魔幻时刻，比如： 一位记者采访一位居民，两人隔着一米多远。记者想近一点，向前走了一步，居民下意识后退了半步。另一位记者买空了酒店附近一家“盒马鲜生”超市里的所有罐装可乐，共有40多罐，每天定量喝，最多一罐。还有一位记者，已经吃了十几天外卖，吃的最多的蔬菜是土豆，肉食则是鸡肉，他甚至断言，鸡肉“酸酸的，有一股味儿，肯定是冷冻保存的”。 在医生、护士与志愿者之外，在武汉报道的记者同样引人关注。我们联系到了3位目前在武汉疫情中心区报道的记者，一位是北京某报社的记者杨越，另一位是上海某报社的记者老林，以及武汉当地某报社的记者叶行。透过他们的讲述，或许，我们更可以了解到武汉目前最真实的状况。 现在有些媒体有点泄气记者姓名：杨越年龄：30岁职业工龄：6年工作单位：北京某报社到达武汉报道日期：1月28日虽然身在武汉，但我对李文亮医生的采访是在微信上进行的。时间应该是在1月31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当时李文亮住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根本没机会见面。他尝试着说了几句话，李文亮当时已经说不上话了，我听着，太痛苦了。李文亮医生（已于2月7日凌晨去世）生前与杨越微信对话截图 /杨越供图 他的声音很喘，显得特别疲惫，就跟尘肺病人似的。李文亮回复信息，有的快，有的慢，但回复的都比较简短，快点20秒左右就回一条，慢点可能就两三分钟。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感觉他状态挺好的。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出他的心情还不错，因为那两天他身体有好转，自己也比较有信心。 李文亮跟其他的采访对象都不一样。在武汉采访，可能接触10个医生，8个是拒绝的，包括普通人都可能会拒绝你的采访，但是李文亮明显不排斥。 想不到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去世了。在他去世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这一定会引起一波巨大的民意波动，因为从心理和情感上，大家接受不了。 我决定去武汉报道新闻时，正在河南老家，与父母、妻子在一块准备过年，时间是1月25日，大年初一。那天，我看到报社群里的消息，有编辑问，谁愿意去武汉。我没犹豫，立刻私聊编辑，说，我愿意去武汉报道。 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当上了记者，一干就是6年。2003年非典爆发时，我正在读书。武汉疫情开始时，我觉得不太可能是真的，毕竟非典刚过去17年，大规模的传染病基本要等到100年或者50年才爆发一次，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就再来？ 家里人问我，你为啥要去，太危险了。我说，这是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有最安全的防护。其实都没有，但这样的回答最能让家里人放心。 我所有的采访设备都在北京，第二天，我就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1月28日，我带着口罩、酒精、微C泡腾片与录音笔、照相机等物品去了武汉。口罩没在北京买到，一部分是同事送的，一部分是报社发的，剩下的都是家人或者亲戚送的。 当时已经是武汉封城的第6天了。武汉站买不到票了，我只得买到郑州站，等到了武汉再补票。车到湖北孝感，临时停靠，我想下车拍几张照片，结果发现火车站的灯全黑着。 到了武汉，刚下过雨，天气有点冷，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