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大市场的障碍：地理、制度与文化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但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与政治视角的主权统一不同，统一大市场更多体现为经济上的一体化，其关键在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得商品和各要素能够实现跨区畅通流动和高效集聚。

近几年，从“十四五规划”起，多个重要会议文件均表明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且重要性逐步升级。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正式发布，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然而，为什么要建设统一大市场？当前还存在哪些阻碍市场统一的因素？面对种种障碍，我们又该如何着手建设？这些仍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带来增长新动能

为什么需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放眼未来，实现现代化国家发展目标需要以统一大市场作为基础；二是着眼当下，充分发挥大国优势需要统一大市场作为必要条件。

国家发展的理想目标是有共同之处的，那就是追求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具体而言，长期发展指的是经济增长的结构要可持续，投资与消费应当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比例，过于依赖某一方面都会导致供需错配，经济发展后继无力。全局发展要求我们从国家整体的视角而非局部的区域（或个体）看地方发展，换而言之，商品和要素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通和高效配置的。多维发展，则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同时兼顾不同的发展目标，以满足人们越发多元化的需求，不只要经济增长，还要环境宜居、收入均等、文化繁荣等。想要实现这三大目标，统一的市场是前提。

更进一步，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一个大国，如果过于依赖贸易盈余来增加ＧＤＰ，必然会使其他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引起他国不满。而在统一的市场条件下，中国是可以通过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释放巨大增长潜力的。纵观世界其他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欧洲，美国几乎不存在地区间的文化和制度性障碍，商品和生产要素也能够畅通流动，国内市场高度一体化；而欧洲，虽然国家之间的语言文化等障碍难以消除，但从贸易一体化到货币一体化，欧洲也在持续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对比美国和欧洲，中国内部的语言文化差异是比较小的，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制度的完善，商品的流通性也在逐步提升，然而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生产要素无法合理流动和配置到回报最高的地方，大国红利难以完全实现。在当前人口红利消退，投资增长乏力，土地城市化远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依赖生产要素数量的积累来推动增长已经没有太强的动能了，因此，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其根本在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与政府，应当是各司其职，但又相辅相成。市场的价格机制使得不同地区的商品和要素可以根据供需自发定价，价格（例如工资、地价、投资回报）在空间的差异又引导生产要素流向回报最高的地区，由此实现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效率。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公平竞争的市场，这要求我们对私有产权进行保护，破除在所有制及其他特征上的差别对待。

当然，市场不是完美的，在面对跨界外部性和公共品问题上，市场机制往往难以发挥好作用，这需要政府力量进行辅助支持。比如说跨界的环境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中央协调。统一市场监管和准入标准的设立等等，也需要中央政府发挥作用，否则，全国各地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相互“逐底竞争”。在大国治理方面，为了防止各地形成各自封闭的小市场，也需中央从全国整体的视角调整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使其追求整个国家的长期、全局和多维发展目标。同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维持恰当的权责分配。由于对本地的信息优势，需要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保持地方政策的灵活性，不能什么都一统了之。以税收政策为例，从原则上来说，对于涉及可跨界流动的生产要素，要求政策统一，全国要统一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但对于不可跨界流动的生产要素，可实施差别的房地产税。

二、统一大市场面临地理、制度、观念等阻碍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本质是一体化，换而言之，就是商品和各生产要素可以在市场供求力量的驱动下，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发重要，从初见端倪到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如今的决定性作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初步形成。

面向更高水平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还有哪些因素在起阻碍作用呢？我们将从地理、制度和观念文化三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是地理，地理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地区间距离和自然屏障。两地间地理距离越远，他们的经济社会交流一般也会更低一些。直观地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货物的运输成本。运输成本随距离增长是贸易中的客观规律，但增长的速率是存在异质性的。当地区间存在大山大河等自然屏障时，单位距离的运输成本会急剧上升，若又没有连通的条件和工具，就会形成完全分割的市场。

众所周知，中国的地形复杂多样，山区面积占比超过60％，同时水网密布，流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21条。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屏障会天然地阻隔两个地区的交流。政府很早便意识到地理障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几十年来，通过公路、铁路、通山隧道、跨江大桥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全国各地区已经实现基本连通，自然地理所带来的运输成本也急剧下降，可以说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程度在国际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在保证基础设施连通的同时，对运输的便捷性和经济性的持续探索与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此外，一些制度因素也不利于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在商品市场上，区域间产业同构的现象仍较为普遍，分工合作不够紧密。要素市场面对的制度性障碍则更为严重，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的配置，都受到较为严格的制度性制约。对于劳动力，户籍制度依然作用于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社会保障全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未完全实现，这些都会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对于土地要素，当前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土地开发仍根据中央设定的建设用地指标统一配置，最终得到的配额与地区发展实际需求有时会出现不匹配的现象，一些人口流入地所获指标短缺的同时，另一些人口流出地可能出现建设用地指标富余和已经开发的建设用地的闲置。对于资本，在实际的投资中，由于政府可能对特定产业和企业存在倾向性政策，资金未必会有效地流入投资回报最高的地方或部门，反而出现“僵尸企业”低效占用大量金融资源等问题。

产生以上制度性障碍的直接原因是本该由市场来主导的资源配置，却大量被行政力量干预。地方政府为了最大化本地经济规模与税收，人为地设置商品与要素进出壁垒，造成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不可否认，这种行为可能是一种主动的分工占优策略，对短期、局部和单维的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如果以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为目标，则地方经济最大化所形成区域小循环与国家发展目标产生矛盾，阻碍了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最后，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因素还包括人们的观念，而这可能产生更加长期深远的影响。比如说，语言文化会塑造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而人们又往往更加认同与自身环境相似的事物，因此，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现有的市场分割。更加重要的是，在长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些发展观念，也不利于构建统一大市场，甚至这些观念还影响了上述干预性政策制度的制定。我们简单谈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个观念误区。一是人们混同了平衡发展与均匀发展的概念。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恰恰是促进了人均ＧＤＰ（或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地区间平衡，单纯追求地区经济总量的均匀分布反而会造成效率损失，甚至拉开地区间人均差距。二是人们常常夸大了集聚的负面效应。不可否认，在要素集聚的过程中，的确会出现拥堵、污染等问题，但与此同时集聚带来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等好处更不容忽视，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治理解决问题，而非直接阻止集聚。三是人们常常混淆国内跨地区间移民与国际移民的区别。中国是统一的国家，中国内部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不应该与欧美对国际移民的限制相比较，劳动力在一国内部的迁移本就应该是无制度障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