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罡：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底蕴及当代价值

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底蕴及当代价值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李罡2020-08-05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并从13个方面系统概括了其显著优势，其中就从古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念和实践中汲取了营养和智慧，并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融合。正如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灿烂中华孕育了丰富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思想。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要历史底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中国文化绵延不绝岿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是因为古代中国创立了适合自己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丰富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思想。例如，西周以来提出“以民为本”思想，历经千年发展，成为中国一套独特的治国安邦的政治学说。《尚书》中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春秋》提出“民者，君之本也”，都强调民众是君王治国之本。历史上的思想家和治国者们从不同角度，如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仁政思想，唐太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重民、爱民原则，并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诸如亲民、惠民、保民、恤民、安民、利民等重民措施和思想，虽然古代民本思想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有着本质区别，但成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文化渊源。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为全人类解放而斗争”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使命，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关于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思想的同时，批判吸收了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最终形成了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神州大地积淀了丰富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实践。中国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文明未曾间断过的国家，并长期在人类发展史上处于领先地位，和中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的一整套运行缜密、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紧密相关。我国历史上形成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就国家政治制度建设而言，就形成了包括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行政管理的郡县制度，以三省六部为代表的中央政务管理体制，对上谏诤、对下弹劾的监察制度，以“都护府”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以及官吏选拔、任用、考核、奖惩的职官管理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些制度和治理体系既保障了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转，同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状况的变化。如同样是郡县制，秦、汉在地方设郡、县两级行政机构，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初大多采用州、郡、县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