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主题调研报告汇编（3篇）

在乡村振兴中重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本文在透视百年农村社会及其治理变迁的内在逻辑，分析“土地”嵌入到利益格局的社会关系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在推动乡村振兴中重建社区治理共同体这一时代课题。在乡村振兴中重建乡村社区（共同体）就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和组织形态不断完善。评价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是看应急处置手段有多先进、有多迅速，而是看基层干部、基层各类组织如何能够通过制度机制创新避免社会矛盾和问题。如何通过先进技术手段尽早尽快发现矛盾，从源头发现问题的萌芽，及时解决处理，避免最终演化成为事实上的矛盾、冲突，甚至是血案。

关于乡村中存在的各类纠纷和冲突，在看过若干舆情分析后有这样的感受：一是邻里关系是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要建立邻里商量机制，构建基层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二是关乎邻里利益和心态的公共空间不可逾越，必须守住基层社会生活、邻里关系的底线。三是在乡村振兴中重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必须从邻里关系开始。当代乡村社会是传统乡土社会在百年历史大变革中历经外来机器工业冲击、城市资本侵蚀、土地制度变革、乡村居民流出、现代技术引入等一系列外部力量嵌入后形成的传统与现代社会结构、传统与现代文化价值、传统与现代治理模式的叠加与积淀，对于它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种种问题，要用历史、现实、理论等多个视角审视和把握。

本文尝试采用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有关乡土社会的基本理论，从熟人社会、空间隔膜、长老统治三个分析维度，还借鉴英国学者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的基本理论：不平等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最健康最快乐社会中的社会成员之间较为平等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分析中国由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邻里关系变化、心态调适，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秩序和文化失调引发的邻里之间行为冲突，探索其背后的社会结构特征，深刻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乡土文化特性及其变迁。在乡村振兴中加强社区建设是当前乡村治理中不能忽视的问题。

一、透视百年农村社会及其治理变迁的内在逻辑

（一）从“土”中生长出来的乡村社会

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农村人口占90%以上，我国基本还是乡土社会。传统的乡土生活中，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乡村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如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观察所见：“在村子里，每一方田上都有着靠它生活的人。若是有一个人要扩张他的农田，势非把别人赶走不成。一人的物质享受必然是其他人生活的痛苦。路上的冻死骨未始不就是朱门酒肉臭的结果。”[1]微观意义上的乡村生活中，土地有着严格的排他性特征，在当代农村不仅耕地，宅基地也是如此。宏观上的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的数千年间，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生活方式几乎一成不变，农民与土地、农业生产和村落生活密切联系。“土”成为乡土社会的核心。土地不可以移动，依赖土地生计的农民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除非有大的自然、社会、经济变故，农民一般不会迁移和流动，过着定居生活。乡土社会中，定居是农民生活的常态，流动和迁移是非常态。农民定居以村落为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在空间上相对独立，费孝通将其称其为空间上的“孤立和隔膜”。这种空间上“孤立和隔膜”使居住在同一个村落的人们形成相对独立生产和生活的圈子，加上单个村落人口规模少，村民抬头不见低头见，于是形成了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约束人们行为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而是规矩，即习惯和习俗，习惯和习俗规定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区秩序。以上讲的主要是传统的中国农村，尤其是那些没有受到外部力量，诸如国际贸易、城市资本、人才进入的乡村。“土”字隐含了土地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土地的粘性决定了乡村社会的空间结构，内含了深刻文化的涵义。只是随着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加速，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