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小植：怎样的对外文化教材才是好教材

怎样的对外文化教材才是好教材于小植2020年09月30日来源于：光明日报中国文化热正在世界各地兴起，外国汉语学习者已经超过1亿人。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有来自近200个国家的近50万名外国留学生在中国高等院校学习。国家汉办官网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62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在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学习汉语的各类学员有210万人，其中，网络学员55万人。广大中国文化学习者迫切需要高质量的中国文化教材。1、70年来我国对外文化教材共出版241种，文化专题教材数量最多对外文化教材是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工具。根据超星发现和全球汉语教材数据库数据，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对外文化教材共出版241种（其中系列教材32套）。1954年，朱德熙、张荪芬编写的《汉语教科书》是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教材，它选编的课文有《自相矛盾》（成语）、《龟兔赛跑》（寓言）、《有的人》（诗歌）、《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散文）、《纪念白求恩》（散文）、《难忘的一次航行》（小说）、《田寡妇看瓜》（小说）、《西门豹》（剧本），覆盖的文学体裁全面，但体现的文化内容并不集中。1965年，许德楠、张维编写的《汉语读本》，上册介绍了首都北京、武汉长江大桥等中国有代表性的城市和建筑，以及刘胡兰、徐特立、雷锋等英雄人物的事迹；下册介绍了中国的当代大事、历史名人和传统民间故事。总的来看，1980年之前出版的对外文化教材尽管选篇与文化相关，但重点内容是生词、语法等语言知识而非文化内容。进入20世纪80年代，汉语国际教育界提出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要与介绍中华文化相结合”的理念，文化教学的地位有所提升。1981年，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为短期来华进修的外国学生编写了名为《中国文明浅说》的教材，是向外国人系统介绍中国文化的早期尝试。这本教材22节，分为民族简况、姓氏文化、饮食文化、节日节气、风俗习惯、科学发明、风景名产、文学艺术八个类别介绍中国文化的相关内容。这本教材具有示范意义，后来的文化教材编写基本遵循了这种以文化专题为章节的教材编写体例。20世纪90年代，文化教学成为汉语国际教育中的热门话题，文化教学应该“教什么”“怎么教”引发学界热烈讨论。1995年，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汉语教材讨论会召开，会上把“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确立为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原则，直到现在，这个编写原则仍被众多教材编写者所采用。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面面观》围绕中国的民族、习俗、历史、文学艺术、科学成果以及中国风物特产等内容展开，偏重传统文化的介绍，其不足之处是课后习题的题型单一，与国内语文教材的课后习题差别不大。进入21世纪，对外文化教材编写呈现蓬勃之势，出现了多种版本，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选择。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英、金舒年编写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高级文化读本，并于2003年出版了中级文化读本。这套教材在课文编写上兼顾了阅读理解训练和口语表达训练，对于练习的编排也充分合理，是一套具有成熟完整编写体系的文化教材，影响较大。整体来看，现有的文化教材按照编写内容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描述中国整体情况的概况类教材，如王顺洪编写的《中国概况》（2004）、肖立编写的《中国概况教程》（2009）、郭鹏编写的《中国概况》（2011）；第二类是系统介绍中国文化的教材，如梅立崇、魏怀鸾编写的《中国文化面面观》（1996）、张英、金舒年编写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2003）、吴畏编写的《中国文化符号解读》（2017）；第三类是文化专题教材，如韩鉴堂编写的《汉字文化图说》（2005）、VictorSiyeBao（新西兰）和曾凡静编写的《中国书法》（2009）、王传龙编写的《中国人的思想源泉：儒释道》（2016）；第四类是把口语交际与文化内容并举的交际类文化教材，如曾晓渝主编的《体验汉语文化篇》（2006）、吴晓露、程朝晖主编的《说汉语谈文化》（2008）等。这四类教材中，文化专题教材数量最多，之后依次是系统性文化教材、概况类教材和交际类文化教材。近年来，出现了视频教材配套纸质教材的新形式。多媒体教学方式的出现为各种教材的编写都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借助多媒体手段、融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