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公共卫生领域需要供给侧全面改革

公共卫生领域需要供给侧全面改革黄奇帆（2020年2月9日）此次疫情的发生发展是不是说明我国现有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还有很多系统性问题？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重大疫情发生、把疫情消灭在萌芽？大疫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需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供给侧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以下是五个建议。一、关注公共卫生消费与投资的高效性40年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GDP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元。2010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大致各占1/3，但最近5到10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消费已占GDP的60%左右（2019年），而投资和净出口仅占40%左右。可以肯定，要保持经济长久增长，就必须保持并扩大消费的拉动力。消费包括个人和政府公共消费两部分，总体看，个人消费虽有一定上升空间，但已有限，而政府公共消费——包含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却存在巨大潜力。以往，政府基建投资比重较大，但公共设施投资和公共消费比重较低。比如全国医院数量，从1978年的9293个增长到2018年的33009个，扩大3.55倍，但同期GDP增长240倍。二者增幅落差明显，这说明我国公共卫生投资明显不足。2018年，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为此建议，疫情之后，财政应把计划投资项目上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提高国家公共卫生供给质量，并以此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经验表明，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其只有30%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但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60%到70%可以转化为当年的GDP。因此，同样是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更大。同时，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形成社会服务平衡。二、增量提质扩编中国医疗系统此次疫情表现出我国现有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的问题。实际情况是，除北上广深杭等发达城市外，许多大城市三甲医院数量不足、设施配置不到位，而中小城市各级医疗资源配置更是不齐全、不合理，医疗设施、医治水平参差不齐。这就是大城市、大医院往往应接不暇主要原因。对比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许多小医院的设施配备与大医院基本无异。所以，有计划地补齐城市医疗系统短板，提高医疗设备质量，这就是财政公共消费的具体内容，而且政府每投入一台设备立即可以服务民众，变成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益。为此建议，第一，国家要像投资高速铁路、公路一样修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如果中国3.3万家医疗机构变成5万家、6万家，那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其高质量设备投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能够产生极大的经济拉动作用。第二，如椽巨笔整理，除硬件外，着力解决医生和护士普遍缺员的问题。现在，很多医院编外医生和护士相当于编内的50%，或者2/3编内、1/3编外。那为什么不能增加10万至20万个编制，让编外医生和护士进入编内？表面看，入编要增加财政支出，但这一方面可以扩大政府公共卫生消费；另一方面，政府给予的编制补贴可以产生杠杆效应。事实上，如椽巨笔整理，医护人员并非完全吃皇粮。目前，政府在医院编制上的投入只占医院实际收入的1/5，所以总体看，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加大编制投入理所应当，更何况它还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第三，大幅提升医务人员数量。2018年末，我国医务人员总数仅为1230万人。如果按美国4亿人口中1900万医务人员的比例，我国提升空间巨大，如果通过政府投入使医务人员总数达到6000万到8000万人，必将对我国未来的GDP增长构成巨大推力。三、建立独立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防线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它不是每个城市的卫生局或某家三甲医院可以兼顾的事项，而是职能区别于一般医院的、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战备”体系，是一个跳出常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的、作为公共服务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立体系，所以必须依赖中央统筹规划、各级政府投资建立。在美国，这套系统直属总统管辖，公共卫生事件直报总统卫生安全委员会，卫生安全委员会设计处置方案报给总统。独立的公共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