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事情谁做主

我的事情谁做主——调研走访感悟两天来，在对宿豫区王圩村的调研走访中，我反反复复问群众一个问题：“你们心中好干部的标准是什么？”有的说，要清正廉洁，一身正气；有的说，要有组织领导能力；有的说，要亲民爱民，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总结起来无外乎两条：一要干净，二要干事。群众的语言是简单而质朴的。与村民摸爬滚打三年的村支书孔祥胜，群众对他比较认可，认为他不像前任那样私心重，为村里办了不少实事。但在与他聊天时，他却一个劲说村支书难当，难就难在很多事情不好办。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前些年，有家龙头企业打算流转村里一千亩土地，从事规模化农业种植并配套建设农产品深加工基地，村民不但能够定期拿到一笔土地流转费用，而且可以通过打工获得一份比较稳定的工资收入。大多数村民同意流转，但有个别农户不同意，村里帮他们换地也不接受，致使整个地块无法流转，项目最终流失。一件大多数人眼中的好事，为什么因少数人不同意而搁浅呢？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常用的一个比方——1%否决99%。其实，这种现象在农村非常普遍。在几天的走访里，就有不少村民向我反映了类似情况。比如庄台整理，多数人同意拆掉老房子、集中居住，但总会有那么几户人家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同意，导致整个庄台无法整理，集中居住也变得遥不可及；再比如挖个排水沟，大多数人家都赞成，但要移掉几户人家的树，他们就不同意了，最终不了了之。为此，村民很叹息，我的事情谁做主？大多数人的利益谁保证？1%否决99%的现象，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不仅仅是农村，城市里此类社会管理问题也很多，但城市里行政机构健全、公权力完整、协商渠道和机制也比较多，总有最终化解问题之策，而农村就难多了。不可否认，确实有些村民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迫使公共利益让步。但有些时候，他们又不完全是捍卫个人利益，上午表示同意了，但中午因为受了一些委屈，心里有所不满，下午便反悔了；个别人平时与村干部有些矛盾，只要是村里发动的就反对；还有少数人希望通过反对增添一些筹码，获取更多利益……1%否决99%现象的发生，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1%就是错了，因为从个人角度讲，每一个人的权益都必须维护。但如果总是出现1%否决99%的现象，则意味着什么事情都做不成，那一定不是件好事，其负面效应远远不是一个庄台、一条排水沟那么简单，可能会出现多数人权益受损的情况，甚至可能会使一代人、一个地区失去发展的良机。我的事情谁做主？当“我”是个体的时候，“我”的事情当然由“我”做主，当“我”是一个村、一个集体的时候，就可能会有99%的“大我”和1%的“小我”之分，那这个时候，“我”的事情又是谁做主？又是做了“谁”的主？有时“大我”说了算，有时“小我”却做了“大我”的主。这其中，大小之分显而易见，但孰是孰非却不能一言以概之。问题出现了，总归要解决。这是一个大课题，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民主和法治。法律框架内的事情依法办理，法律之外的事情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法律面前，强调的是人人平等。法律赋予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如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筹资筹劳方案、宅基地的使用等，应严格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出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决策，并定期进行村务公开，没有任何特殊和例外。上世纪90年代末，离王圩村不远的魏场村，开创性地制定了《依法治村公约100条》，涉及村民生产、生活方方面面，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目了然，村民形象地称之为“小宪法”。如今在魏场村，每个农户家中都有一本20页的小册子，在广大村民心中，《依法治村公约100条》已深深地扎下根，成为他们生产、生活中自觉遵守的一道准绳。通过立下治村公约、村民规矩，既保障了多数人的正当利益，也防止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独治”，这何尝不是一条探索村民自治民主化的有效路径呢？当然，中国农村有其特殊性，不同的地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受风俗多样化、农民道德水平差异以及发展阶段不同的影响，很多问题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回答，相较于法，农民有时更倾向于情和理。近年来，一些地方组建了诸如红白理事会等农民自治协调机构，通过宣传、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