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的时代意义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的时代意义发表时间：2020-12-29来源：人民论坛网马雪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四个全面”概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行动指南。“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是维护党长期执政与凝聚社会广泛共识的定盘星，是认准当前国家治理关键所在与重点任务的风向标，是引导国民经济与社会治理发展的指挥棒，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的行军号，具有“筹国之远谟”和“举网提纲、振裘持领”的重要意义。 “新发展阶段”蕴含经验总结、路径拓展与理论创新的基本内容，符合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全面审视现实形势、准确分析未来趋势，制定用于指导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高瞻远瞩、务实管用的规划建议。“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蕴含经验总结、路径拓展与理论创新的基本内容，反映了党和国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与时俱进的现实诉求，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是党和国家对经济社会管理模式、治理机制与建设规律加以概括和总结的成果，为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优化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基础。就管理模式而言，经济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适度扩大相互结合，城乡区域与国内国际发展规划愈益协调，社会治理逐渐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脱贫攻坚战取得巨大成就。就治理机制而言，形成了以明确利益主体、界定利益范畴、化解利益纠纷为核心的利益协调机制，以科技创新、信息共享为突破口的数字治理机制，以协同意识为侧重的国际合作与区域合作机制。就建设规律而言，重视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发展规律的统一与差异，在经济领域将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社会领域对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偏好进行整合，并致力于改善民生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保持了国家大政方针的连贯性与一致性，而且在凸显企业主体作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富有创造性的见解。“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旨在对妨碍经济社会良性运行的体制阻力与机制弊端进行革新，为开启“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设发展新路径。“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的除旧布新体现在破除干扰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性与结构性约束，清除影响内需释放、资源引入与开放合作的不利因素，扫除制约产业结构迭代升级与社会治理格局优化的消极力量，从国家战略规划的高度发布总体命令、布置具体任务、设立保障制度。“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的吐故纳新体现在对当前经济社会领域加以激浊扬清，走出因存在制度惯性而放缓改革进度、因转型成本过高而暂且维持现状、因缺乏相应经验而不敢勇于试错的误区，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度出台新政策、发动新力量、形成新局面。“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的推陈出新体现在消解旧有思路与开创新型路径的循序渐进，妥善处理刚性制度与柔性管理匹配不足、不同职能或层级的机关部门工作配合不力等可能出现的问题，从稳中求进的准度认识新情况、形成新观念、塑造新格局。“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能够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有机衔接，进一步协调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驱动理论的关系。一方面，科学理论是指导实践运行的必要工具。“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是对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最新动态加以分析的结果，蕴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由此揭示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指示执政兴国的基本趋势、昭示国家治理的关键领域。另一方面，多样化的实践是促进理论创新的动力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探索新实践、开拓进取地审视新形势，在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与培育社会治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