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司法监督的探索与思考

司法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加强地方人大司法监督，必须要履行法定职责、创新工作机制，切实推动司法制度和司法能力现代化。

一、地方人大司法监督的情况与问题

（一）工作的情况。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司法监督工作情况，一般是采取听取审议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任免监督、专题询问、重大事项报告等法定方式，并结合工作评议、满意度测评等创新举措。但客观来看，司法监督仍是人大监督工作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一是监督议题偏少，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司法监督项目每年在２件左右，远远少于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且监督范围较为狭窄，主要集中于业务、案件和人员，对机制、程序、规范等方面的监督缺乏；二是监督深度不够，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代表检查、视察、调查、评议等活动时，往往难以解决人员分散、时间紧张、专业生疏等问题，大都浅尝辄止，无法全面到位，对问题找不准、症结析不深、建议提不实。三是监督效果有限，存在着弹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程序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即期监督多、跟踪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中监督少等情况。同时，群众参与度、知晓度不高，司法机关落实率、执行率尚有不足。

（二）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司法监督调研情况，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一般是“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 等等。 但再深层分析，除监督能力 之外，还有体系、机制、方法、措施等监督制度方面的一些问题症结。如制度细化不到位，导致监督层次缩减，宪法规定缺乏细化安排，《监督法》未有效涵盖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导致最高形式的人大监督容易被简化为常委会监督，监督层次不断缩减；如体系设计不紧密，导致监督合力不强，司法监督体系往往是由党委、人大、检察、审计、群众等主体组成的松散多元系统，相互间没有平台机制的紧密联结，力量分散、各自为战、协调不够的现象还比较突出，无法形成专业深度、整体格局、聚焦效应，对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预算监督与事前、事中、事后监督，难以实现全覆盖、优效果；如认识评价不清晰，导致监督动能缺失，人大监督权的行使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且内容规定过于笼统、程序实体不够清晰，针对性、操作性不强。同时，目标管理机制尚未建立，难以形成责任落实、工作导向、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目标提升的监督“ 循环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大监督主观动能的缺失。

二、地方人大司法监督的举措和影响

一是着眼于强化监督。全面深化改革有效解决了前文所述的问题症结，给地方人大司法监督带来了强化的直观影响。一是促进层次提升。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向人大汇报工作。这不仅在制度层面确立了监督权作为一项国家权力的地位，同时也拓展了人大行使权力的领域和审议监督的范围，使之成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者和对另一监督者（ 监察委员会）的再监督者，构建了司法监督的崭新格局。二是促进力量整合。监察委员会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全面覆盖监察，并建立司法协调衔接机制，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这意味着监察委员会集中了原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的监督性权力，以及法定、广泛、刚性的监督手段，推动了以往主体多元、协作多边、层次多级的松散型司法监督体系，转换成在党委领导下，以人大监督和国家监察，自身执行力、部门整合力和规划统筹性、工作专业性更强的紧密型司法监督新体系。三是促进专责明确。 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在业务人事上垂直管理，这体现着司法监督的实体化（特别是反腐倡廉，包含违法监督、效能监督、廉洁监督等）、权责权的统一化，不仅有利于明确监督责任、监督目标，也有利于人大对监察委员会司法监督工作的再监督、再推动、再提升，确 保良性循环、有效运行。

二是着眼于多面监督。地方人大司法监督会除受到直观影响之外，也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制度创新重构背景下的新要求。一方面，倒逼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囿于业务、案件、人员的监督内容范围，不能满足于具体意见落实、 具体问题整改的固有目标结果，而是要从“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法规定的更高层次，从“ 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的更高要求出发，在人大“ 制度总框架”下深入思考司法监督工作的定位、权界和目标，推动司法制度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求地方人大必须从“配合、促进”司法制度改革的角度，立足于司法监督的层次、体系、职责发生的上述新变化，认真研究、积极探索创新监督机制、方法、措施，以及增强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等具体内容，进一步提高工作质效，实现监督制度、监督能力的现代化，并与司法制度、司法能力的现代化相辅相成、互促共进。

三是着眼于无用监督。在思考司法监督定位、权界、目标和探索司法监督机制、方法、措施的同时，应避免陷入“ 无用化” 新误区，如认为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必要加强司法监督？监察委员会对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必要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监督？监察委员会同纪委合署办公，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必要加强对监督者的监督？司法机关专业性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没必要强调人大代表的主体作用？上述误区，其实还是思想认识深化的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人大司法监督是制度所定、民众所盼、自身所重、司法所求。因此，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司法监督不仅不是无用，还要持续加强。

三、地方人大司法监督的定位与权界

一要进一步把握定位。要切实把握人大监督在司法监督新体系中的三重新定位，进而理清人大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的层次边界。一是在党的领导下，作为群众监督的最高形式，与国家监察一起，是司法监督新体系的“两核”；二是体现权力机关职能，决定任命监察委员会负责人，授权并监督支持监察委员会依法行使监督权，是司法监督新体系的保障；三是基于与“一府两院”的分别授权关系，作为法律监督、审计监督等其他形式的协调枢纽，是司法监督新体系的平台。

二要进一步明确权界。要根据人大权力全民性、法定性、至上性的特点，努力避免与其他监督形式的重叠和互扰。一是“大事”监督，紧扣关系人民利益的改革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健全人大及常委会依法行权机制，推动解决司法工作的重大、共性、突出问题；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