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保护传承敦煌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保护传承敦煌文化 增强中华文化自信作者：樊锦诗 来源：《求是》2020/04 2019年8月19日下午，到敦煌研究院视察莫高窟、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护和弘扬传承敦煌文化艺术情况，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作为一名毕生从事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的文物工作者，我亲耳聆听对敦煌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讲话，备感振奋。的讲话是我们做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针，激励我们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在讲话中深刻指出：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我国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根基，不断吸纳着来自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多元一体的敦煌文化始终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又闪耀着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璀璨光芒，成为举世瞩目、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自“西海”（地中海、里海）东行经西域门户伊吾、高昌、鄯善三道，总凑敦煌。作为汉王朝的西部边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东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汉王朝经略西域的桥头堡，奠定了敦煌文化的舞台。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属于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火烧沟类型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对敦煌地区的开发。前121年汉武帝开疆扩土，敦煌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为西域的经营拉开了序幕，进而使中西交流成为汉王朝的国家行为。前111年设敦煌郡以后，不少内地的世家大族迁入敦煌定居，这些世家大族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少量原居民所积淀的与西域、中亚千丝万缕的文化因素，共同构成坚实的汉晋敦煌文化土壤。而这种以移民为主体的居民，及在新迁地域共克时艰的开发经历，使他们较少拘泥于区域的异同，而更富于相互理解和包容，终于形成这一地区自觉的包容并蓄的文化基因。这样就使汉族与月氏、匈奴遗绪及以后与鲜卑、粟特、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和平共处成为常态。从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以后的简牍表明，悬泉置驿站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接待西域诸国来汉廷的使节，曾接待过来往于汉廷和西域之间的大月氏、康居、龟兹、罽宾、大宛、乌孙、于阗、精绝等29国使节。敦煌在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期就将“浮屠”这一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指向的外来词语用作地名，可见敦煌作为汉王朝西陲郡治，已成为了解异域文明的窗口和文化交融的首善之区。汉末三国期间来华的著名译经高僧、居士安世高、安玄、支楼迦谶、支谦、康巨、康孟详、康僧会、白延等，正是分别来自西域的安息、大月氏、康居、龟兹等国。三国两晋至十六国时期，佛教在敦煌逐渐扎根，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并存并进，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之一。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莫高窟，则是敦煌佛教文化发展的最显著标志。中国现存四大石窟中，云冈、龙门石窟皆因北魏诸帝尤其是孝文帝所置，虽均地处京都，但因人置废，故都具有很强的时段性。麦积山石窟最得山水地利灵秀，自是禅僧遁世隐修的不二之选。而敦煌是河西诸绿洲中为戈壁环绕的最小绿洲，其经济实力与帝都及开发较早的甘肃东部相较，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计。但又是什么原因使从东而来的乐僔和法良独独垂青于此呢？撩开乐僔于此“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及法良所见“诸多神异”的神化面纱，真实的答案只能是——适宜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可以说，正是敦煌地区这样特定的连接东西、沟通中外的文化窗口功能及三百多年佛教文化的浸润所积淀的丰沃的佛教文化乐土，促使乐僔、法良肇始于此“架空镌岩”。尽管敦煌地区此后亦屡历兵燹，最终仍然造就了一千余年各朝开窟不辍、历代造像迭新的特殊佛教圣地，遗存了以大量中古文书与其他各类文物所构成的优秀人类文化遗产。伴随着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文献的发现、流散和传播，在中华文化的谱系中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敦煌学”，使敦煌走向世界。王国维先生将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的汉晋木简、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北京内阁大库的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称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