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军：治理文明视野下的国家治理及其制度根基

刘世军：治理文明视野下的国家治理及其制度根基发表时间：2019-12-20 来源：探索与争鸣我从治理文明的角度，就学习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国家治理的视野，大大拓展了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论空间和实践空间。这里的国家治理视野，应该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纵向的古今维度，一个是横向的中西维度。在古今视野方面，要从中华5000年，中国国家治理文明3000年，近代以来170年，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以及建党100年的长时段来看。一再强调中华文明和中国制度的延续发展，中国是唯一的世界文明古国中到现在没有断脉的伟大国家，在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历史长河里，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治理文明，在世界各国中占有独特的位置。自秦置郡立县、一统六国以来，中国国家治理在治乱兴衰的周期律中缓慢发展，尽管历朝历代在国家治理上各有不同，但基本治理结构陈陈相因，从未中断，正所谓“祖龙魂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认识今天的治理文明，要立足中华文明的传统，特别是秦汉以来2000多年在国家治理上形成的独特经验和智慧，比如说大一统与多样性、家国一体、德法并治、察举科举、选贤任能、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协和万邦等。当然，在古今视野这个维度上，我们既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更要考虑近代以来的历史背景及其制度选择。近代以来17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 年来，我们国家在治理实践中艰辛探索，形成了独特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这条新路，要放在中西视野下认识，即中西政治文明的对话，这个真正的对话是从近代鸦片战争后开始的。西方国家治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文明和体系，从古希腊城邦民主，到近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人民主权、代议制、分权制衡、法治传统、政党政治等。另外，还有社会主义500年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得失。这些治理经验和治理体系又与我们近代170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治理探索是密切交叉的、互鉴的。把今天中国的国家治理放在这两个视野下，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新时代的中国既是历史长河里的中国，也是当今世界大变局下之中国。中国“快速发展”与“长期稳定”的“双奇迹”，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命题呈现在世人面前。毫无疑问，解读“中国之治”是破解“中国之谜”的一把钥匙。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人类社会治理文明的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这条治理新路以制度体系建设为基础，以治理能力建设为根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绩效有机统一，坚持继承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和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产物。经过新中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创造，中国的国家治理完成了“双重超越”，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制度体系具有显著优势。一个是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治理体系。中国传统治理基本上是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是乡村自治，社会的组织性很弱，像一袋散装的马铃薯。所以，到了近代，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社会很快瓦解，看上去是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大国，实际上是原子化的分散体，没有组织力。中国共产党成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把所有的组织渗透到最基层，这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现了对传统治理体系的革命性超越。另一个是对西方治理的超越。2019年刚好是柏林墙倒塌30年，《参考消息》上刊发专题文章，对30年做了一个回顾。1989年柏林墙倒塌，美国政治学者福山作出“历史终结”的预言，当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西方国家会迎来一个“黄金时代”。但实际上“黄金时代”不仅没有到来，相反，迎来的是经济衰退、难民危机、民主破产等乱局，同时出现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