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海波、宋瑞芝：“修昔底德陷阱”：认识误区与战略应对

“修昔底德陷阱”：认识误区与战略应对2020-03-04黎海波宋瑞芝 [内容提要] 从理论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是结构现实主义尤其是进行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即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从政治战略的视角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起点，格雷厄姆·艾利森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对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类比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误区：实力决定论、战争获益论和双边关系论。这三个误区分别涉及“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范畴因素。对此，中国应规避“实力决定论”的理论陷阱，把握战略主动；坚持以改革开放战略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性管控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实力；政治战略；改革；第三方因素[作者介绍]黎海波，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宋瑞芝，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世界文化史与社会治理。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军事作家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在1980年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主要是针对美苏冷战的一种文学“隐喻”和“警示”，当时并未引起较大的重视和反响。2012年，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将其用于对中美关系和太平洋地区的一种学术“论断”和“警示”，从而引起学界、政界和媒体对这一概念的广泛关注和引用。从理论内涵来看，“修昔底德陷阱” 是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关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战争原因的一段描述而引申出来的，“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本是一个历史性结论，现在却被演绎成了一个政治性“铁律”，即一个新兴（崛起）大国必然挑战既有（守成）大国，既有大国也会主动应对这种威胁和挑战，从而导致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国外学术界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布热津斯基和米尔斯海默等人显然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在（至少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已是一个内容确定的命题，无需再去详细论证。国外学术界无论是将“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一个无需详证的学术概念或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概念，其范畴都是集中于中美双边关系。国内学术界主要围绕着权力结构冲突、观念互动建构以及历史（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与现实条件（中美之间）的比较分析等层面来回应和探讨“修昔底德陷阱”，其范畴也大都集中于中美双边关系。在不断融入全球化并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战略和对外政策，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美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和世界政治关注的焦点。本文尝试从政治战略的视角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起点来辨析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论的认识误区，进而探讨中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应对战略。一、“修昔底德陷阱”的认识误区格雷厄姆·艾利森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对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类比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误区：实力决定论、战争获益论和双边关系论。这三个误区分别涉及“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范畴因素。（一）实力决定论。实力决定论是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论的核心，无政府体系下新兴（崛起）大国实力增长是“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也是决定因素。现实主义理论特别强调权力（Power）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因此，它也被称为权力（实力）政治理论。受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往往偏向于从实力（权力）的角度来探讨国际冲突和战争的起因。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就指出，从两千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20世纪德国的崛起，几乎每出现一个新兴大国，都会引起全球的动荡与战争。尽管现实主义是一种流行于20世纪的学说，但其思想根源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认为是古典现实主义最早的源头。西方现代政治学者从修昔底德的相关论述出发，抽取“势力/实力”、“恐惧”、“不可避免”、“战争”等词汇，再转换和融合“国际体系”、“结构”、“霸权转移”和“安全困境”等新词汇加以系统